6月24日：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

赫鲁晓夫过河拆桥——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解密

1960年7月6日，外交部派我去驻苏使馆任首席参赞、使馆党委副书记，做刘晓大使的助手。当时正是中苏吵架的时候，我感到任务很重。为此，我立即着手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的有关情况和我们的对策。

赴任前夕，章汉夫同志找我谈话，他要我赶快去，并说，现在使馆工作很忙，两党会谈马上就要开始，随后还要召开81国党会议。现在去同过去友好的时候不一样，要有两手准备，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尽可能保持正常。这个任务是复杂的，也是艰巨的，但也是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。还说陈总不在北京，就不见面了。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在京的大使参赞夫妇时，对我夫妇说，你们现在去苏联，日子不好过，苏联连给我国抗美援朝的武．器都要钱。因此，你们去要有思想准备。

我们于9月8日到达使馆。当时使馆共有302人，另有苏联雇员42人。这是我国在国外最大的使馆。

一、赴任前后的中苏关系

斯大林时代中苏关系是好的，是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。赫鲁晓夫上台后，开始时需要我国支持，因此注意同我国我党搞好关系。至1958年，他渐渐站稳脚跟后，同我关系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。

1958年4月18日，苏国防部长建议在中国设长波电台。7月21日苏大使又提出建立联合舰队，遭到我拒绝后，赫鲁晓夫大为不满。他看到对我控制不能实现，就开始向我施加压力。1959年6月20日苏军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定，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资料。9月9日就中印争端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。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大吹戴维营精神，推行“苏美合作、主宰世界”路线。赫在我国庆10周年大会上讲话，攻击我用武力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。10月2日两党会谈，他向我提出：1．释放5名美国特务。2．允许两个中国的存在。3．指责我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破坏了印度的中立。4．指责我将达赖逃印的责任推给印。毛主席、周总理对此作了批驳。10月6日他回到海参崴发表讲话，说我像“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”。

1960年4月，我党发表了《列宁主义万岁》等三篇文章，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。6月下旬，赫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代表会议上，对我党搞突然袭击，攻击我国内外政策，说我国领导是疯子。我代表团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，最后我以中苏团结大局为重，虽在公报上签了字，但同时发表书面声明，阐明了我党的立场。这次会议后，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恶化两国关系。7月16日苏召回在华的1390名专家，片面中止应聘来华专家900名，撕毁了600多项协议和合同。片面撕毁互惠的友好杂志发行协议，并无理要求我政府召回我驻苏使馆一工作人员。同年，又缩减中苏贸易，并第一次在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边界纠纷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的对策是：坚持原则，后发制人；坚持斗争，留有余地；坚持团结，反对分裂。

二、8l国党的会议

1960年9月10日，我党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1日的通知书作了答复，阐述了我们的观点，批驳了他们的错误观点，提出怎佯消除分歧，加强团结，开好各国党的会议的建议。接着，9月17日，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议。我方团长是邓小平，苏方是苏斯洛夫。要开好各国党的会议，关键是中苏两党能取得一致的意见。这次会谈是个前哨战，双方谈了各自的观点和意见，未达成任何协议。我代表团认为苏方企图是将苏共二十大路线强加给大会。因此，一场尖锐的斗争势难避免。

会议定在11月召开，10月间在莫斯科举行26国起草委员会会议，我代表团团长是邓小平，团员有彭真、廖承志、刘宁一、刘晓。顾问有姚溱、熊复、范若愚等。我们的目的是坚持莫斯科宣言的原则，估计会有一场严重的斗争。但只要我们作一些妥协和让步，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。因苏方在国内外还有困难，大多数党要求达成协议。所以我代表团愿意在充分协商、互谅互让的精神下达成协议，开好会议。代表团要刘晓大使将这个愿望透露给苏方和各国党代表团。苏方起草的声明草案，果不出所料，包括了二十大的一系列观点。起草委员会经过一场激烈的辩论，对草案大部分作了修改，达成部分协议。可是，赫鲁晓夫从纽约回来后，推翻了有些已达成的协议，使会议濒临破裂。我代表团采取边缘政策，说你们如果继续采取这种态度，我们只好回国请示丁。这才使事态好转，达成初步协议。11月81国党的代表会议如期召开。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，副团长是邓小平，团员有彭真、陆定一、杨尚昆、廖承志、刘宁一、康生和刘晓。因为在当时改善中苏关系，不仅对中苏有利，对整个国际共运都有重要意义，我们仍采取以下方针：坚持原则、坚持斗争、坚持团结：愿听取各党代表的意见，经过协商，互谅互让，达成协议，开好会议，加强团结，共同对敌。

会议开始时，苏共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一封长信，攻击中国共产党，挑起了新的争论。我党代表团不得不阐明我们的观点和意见，会议一度形成僵局。这时彭真同志和科兹洛夫在列宁像下交谈怎么办，彭真同志说：为了照顾苏共的困难，对苏共二十大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，可以用1957年宣言中的文字。科说：那好!咱俩在列宁像下说话是算数的。他拉着彭真同志的手说，咱俩已达到喜马拉雅山高峰了。最后，经过大多数党的努力和我们的让步，才达成协议，这次会议体现了独立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打破了苏共的老子党的态度和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各国党的作法，这在国际共运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